1979年初，北京的冬天特别冷。
那天晚上，于立群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封发黄的旧信。
她本来是在整理郭沫若的遗稿，那是她丈夫生前留下的一箱手写文稿。
她一直想着要替他出一本全集，把他的文化遗产完整保存下来。
可她没想到，会在一堆旧信里看到姐姐的名字，立忱。
那一刻，她整个人仿佛被冰冻了。
这封信彻底打破了她对丈夫的认知，甚至动摇了她一生坚守的“信任”。
她读完那封信，久久没动，直到炉火熄灭，屋内一片昏暗。
而这封信，最终把她送上了不归路。
展开剩余83%在很多人眼里，于立群只是郭沫若的妻子，但她可不是普通女性。
她出生在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，祖上几代为官，母亲是两广总督的女儿，小时候家里虽清贫，但规矩森严，重教重礼。
她与姐姐于立忱感情极深，两人一同在上海接触新文化，接受教育，也投身时代洪流。
年轻时她参与话剧演出，后来成为中共地下文化组织的一员，还做过编辑、广播员，是延安文艺界里出了名的“女干部”，能写会讲，胆子大，也有主见。
1938年，于立群和郭沫若在武汉相识，那年她22岁，郭沫若46岁。
郭当时是延安请来的文化重臣，也是国民政府礼聘的大人物，头顶着“新文化运动代表”“古文字学大师”“诗人”的光环。
他看中了她的聪明和干练，她也被他的才华和声望吸引。
两人迅速走到一起，并于1939年结婚。
之后四十年里，于立群成了郭沫若最重要的生活伙伴、政治助手、文学秘书并且为他生下了6个孩子。
1978年6月，郭沫若因病去世，享年83岁。
在此后的几个月里，于立群强忍悲痛，着手整理丈夫留下的信件和文稿。
她本想用一套“郭沫若全集”来作为对丈夫的纪念。
在外人看来，她是个坚强的女人，操持葬礼、接待宾客、继续丈夫的学术事业，忙得井井有条。
可没人知道，就在整理文稿的某一晚，她翻出一封泛黄的信，是郭沫若二十多年前写的。
信中抬头写着“立忱”，多么亲密的称呼，让她的手指瞬间冰凉。
立忱是她的亲姐姐，一个她早已故去、心里始终怀念的人。
她小心展开信纸，一字一句看下去，越读越难以呼吸。
那是郭沫若写给她姐姐的情书。
字里行间写着深情、依恋、愧疚，还有“未竟的愿望”。
于立群这才意识到，郭和姐姐之间不仅有过亲密的情感，可能还有未出生的孩子，甚至曾私下有过成婚的想法。
于立忱1937年突然自杀，家里当时没人细问缘由，只说她“病情恶化、情绪低落”。
那年她才二十多岁，美丽聪慧，活泼灵动。如今看来，也许这段感情是压死姐姐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而一年后，郭沫若娶了于立群。
自己丈夫跟姐姐的过往，她从未听郭说起半句。
她一直以为，自己是郭沫若真心喜爱的女人，可现在看，她更像是丈夫感情上的慰藉品。
于立群这一生，为郭沫若付出太多太多。
她为郭沫若生了六个孩子，几十年里照顾家务，上下打点，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照顾着这个男人。
即使是家中两个儿子相继去世，她身心俱疲，胃病缠身，也还在强撑着操劳。
“家是我的阵地。”她曾对友人说，“老郭的事情太多了，我得帮他。”
她曾在一次日记里写：“六个孩子，四个还小，晚上不睡，白天照常工作。苦，但值得。”
郭沫若常年忙于学术与社会事务，几乎不管家里的事情。教育孩子、赡养老人、家中亲友照应走动，全靠于立群一个人。
很多时候，她还要维护丈夫与外界的社交，有人来求字求情，她得应对得体。
在郭晚年生病期间，所有医院安排、治疗计划、生活起居都由她一手安排。
1979年2月25日，于立群在家中自缢，终年63岁。
她没有留下遗书，也没有任何只言片语。
外界只知道，她情绪低落，精神状态不好，有“抑郁症倾向”。
可熟悉她的人都明白，她的自杀不是冲动。
她不是一时想不开，而是因为她终于明白，四十年的婚姻原来也只是个“代替品”。
她全心全意爱了这个男人半辈子，可他连最重要的往事都从未对她提起。
她到最后都没有控诉什么，只是在最安静的方式里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
只留下一封信，以及一个让后人无法释怀的问题：
郭沫若，真的值得她为他耗尽所有，甚至连命都搭进去吗？
郭沫若一生有三任妻子：
第一任张琼华，是包办婚姻。婚后没几天他就离开赴日，张琼华在乡下一等几十年，孤独终老。
第二任是日本女子佐藤富子，为他断绝亲情、生育五子，最后被留在日本，儿子靠自己奋斗考上东京大学，终生没能再见父亲。
第三任是于立群，革命战友、贤妻良母，陪伴他半生，最终也抑郁而死。
他爱的是谁？
或许，正如有人评价：“他最爱的，是他自己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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